林安梧
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教授暨所長
元亨書院創院導師
(案：本文根據作者於2011年10月16日在深圳市民大講堂之講稿錄音整理而成，並經由戴志勇博士摘錄及下標題，謹此致謝。)
一、 前言：
在21世紀民主憲政的年代，不必再用三綱作為儒學發展的基本結構。如果還是這樣帶有專制意味地恢復儒學，它也可能帶來新的災難。
“公民儒學”是我近幾年提出的一個概念，是在公民社會年代繼續發展的儒學。時代變化了，儒學也要與時俱進。可以簡單地把“公民”和“君子”兩個概念做對比。儒家強調成為“君子”，而我講，現代社會必須先成為“公民”然後再談成為“君子”。什麼叫“公民”？從倫理角度講，最基本的你應該先做到，你想著權利時，應該記著義務，先做好公民，再談君子修養，才是真君子。在公民社會的年代，“君子”應有新詮釋，但公民是最基本的。
臺灣有個事情做得不錯，就是“統一發票”。買什麼東西都要求給發票，起碼要有收據，才不能逃稅。這是新的公民概念。我捐款一定要收據，並不是計較，而是功德，捐款有了發票，款價就清清楚楚。養成這個習慣，就是“公民意識”。
二、當代社會培育“公民意識”非常重要
來深圳，我看到有個標語非常好，叫做“有紅燈的約束，才有綠燈的自由”，很有“公民意識”。談“公民儒學”，最重要的就是“公民”放在儒學前面談。君子儒學強調內在的自我完善，公民也並不是不注重內在自我完善，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要放在社會場域，放在天地裡面。道家說，天地有道，人間就有德了，天地無道，人間就很難有德。社會整個公民意識夠了，公民自然而然就會做好。
比如，各位坐在這裡，很守秩序，不需要人管理。因為整個場域的設計，你來到這裡後就有舒適感。不需要內在自我反省該當如何。
從廣州坐火車過來，跟我20年前坐火車的經驗完全不一樣，國民素質明顯提高了。火車上大家彬彬有禮，有人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，旁邊人會熱心幫忙。這很清楚地印證了一句俗話，叫“習與性成”。國民性可高尚也可低劣，公民意識有個慢慢提升的過程。公民意識提升後，各種制度、各種結構的綜合作用下，人也會發生變化。
深圳闖紅燈的人很少，我問，闖一次紅燈罰多少錢？500元。現在酒醉駕車的也很少有了。為什麼？因為必須關起來，很厲害。嚴法酷刑就好嗎？不完全是，法律是限制和約束，但光限制不行。在“法”之前就是“規範”，這個規範叫“禮”，“禮”再往前就是一種法則，叫“義”，“義”再往前有一種真實的關懷叫做“仁”，“仁”再往前就是“德”，“德”就是本性，再往前，就是“道”了。這就叫有道、有德、有仁、有義、有禮、有法。“道”為“根源”，“德”為“本性”、“仁”為“感通”（意即一方的行為感動對方，從而導致相應的反應）、“義”為“法則”、“禮”為“規範”、“法”為“限制”、“刑”就是“強迫”。
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年，辛亥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我們告別了“帝皇專制”，進到了“民主憲政”的年代。畢竟過了100年，我們正朝民主憲政的大路上繼續前進，而民主憲政必須要有非常豐厚的公民社會做底子。
不是大多數人決定就叫民主，民主是有高瞻遠矚的知識份子提出理念，經由文化教養的歷程，讓人們瞭解到這個理念是什麼。把理念拿出來，看大多數老百姓是否同意這個理念。如果沒有經過民主文化的教養歷程就談民主，多數決就容易變成民粹。
民主除了服從多數，還要尊重少數。儒學有非常可貴的東西，把它放在公民社會裡實踐，我認為非常好。在帝皇專制的年代，在父權高壓、男性中心的年代，在一個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的年代，儒學會隱含一些問題。在21世紀民主憲政的年代，不必再用三綱作為儒學發展的基本結構。但這並不意味著君臣、父子、夫婦就變成沒分別了，只是可能重點不在於夫婦有別，而在於夫婦有愛。“五倫”其實是好的，父子有親、君臣有義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。但不能再提帶有專制意味的三綱。如果還是這樣帶有專制意味地恢復儒學，它也可能帶來新的災難。
有人就問了，現在進到公民社會年代，儒學還有什麼好恢復的？儒學很重要的內容是孔老夫子所說的“仁”，它代表人跟人之間最真實的情感關懷，一種存在的道德真實感。這個最真實的關懷從何處來呢？來自“家庭教養”、來自對父母的孝敬，《孟子》就說“仁者，事親是也；義者，敬長是也”。從“孝”講仁，從“悌”講義。從而可以講禮、講信、講智，仁義禮智信都有了。
三、發揮公民意識，從小事做起
現在談仁義、談孝悌之道，跟以前有什麼不同？有。現在做孝子會不會比以前容易一點？容易多了，兄弟姐妹之間的親愛容易多了。大陸的年輕朋友會跟我說，哪裡容易？現在都沒有兄弟姐妹了。我們可以把它擴大出去，“四海之內皆兄弟也”，朋友之倫如同兄弟一樣。
現在我跟我兒子的關係，一定不會是我跟我父親以前那種關係。我對我父親非常敬畏。我跟我父親有很多話說，但是我不可能在父親面前跟他接近於平等對話。在新時代，必須重新調整，該怎樣傾聽子女的聲音，子女怎樣體諒父母？要重新思考新五倫關係，乃至必須有一個第六倫。臺灣李國鼎先生以前提到過第六倫：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關係之外，還有“群己”關係，主要內涵是：人與陌生人的關係，人與自然的關係，人與團體的關係。如果說“五倫”是儒家的傳統“等差之愛”，“第六倫”則是“大愛”。
在公共領域，作為參與者，作為公民，該怎麼辦？這很重要。學術界討論學問時，你依據公民的良知，依據瞭解到的知識，可以提出意見公開討論。這個時代，儒學可以更坦然、明白；更平易、自然；更可以暢所欲言。不必考慮太多上下長幼尊卑，種種複雜的人情人際關係等。公民儒學提倡“公民”的重要性。
面對學術社群，我作為學術公民，該盡的義務是什麼？以前，在父權高壓、君主專制下，我作為晚輩不好意思說。現在我們鼓勵在公民社會底下，你應該說，有禮貌地說。管小事，就可以免生大事。臺灣雖然號稱公民社會，比以前進步很多，但它還是必須生生不息永遠去做。
舉個很簡單的例子，有個公共設施壞掉了，公民意識夠，有人就會很快修好。把日常小事管好，大家就慢慢對整個國家、政府有信心。
四年前，我到慈濟大學去任教。有一次我沒趕上火車，在某車站的候車廳裡，天氣很熱，冷氣聲音很大，我就發揮我的公民意識，展開行動了。我問站務員：冷氣聲音怎麼那麼大？他說久了當然會大，我說久了不一定會大，零件修好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噪音了。他說：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囉嗦！我說我是為了你們好，這個故障應該很容易修好，我要反映一下意見，或者是鐵路局沒有撥經費給你們，還是其他原因？所以我填了一份意見表。寫完了，我特別附上一張名片，告訴他，你一定要交給站長，我下個禮拜還會經過這裡，還會再來看一看。我不是“立法委員”，但做完這個事很有成就感，第三天我就接到站長電話，他說，“林教授，非常謝謝你！就是螺絲釘沒擰緊，找工人弄好了，你下個禮拜來驗收一下。”然後真的就安靜了。那個聲音大家忍受多久了？
我發明了一個提法：“忍受不合理的措施”、“忍受不合理的痛苦”，這違反了作為一個公民應享受的權利。公民也應盡義務，否則在德行上就是“惡”。去停車場，你要發票，管理員跟你說發票器壞了。一定要追問為什麼壞了。你不能就此了事，這也是我另外的經驗。我對管這些小事分外有興趣。我管來管去，發覺有些事很麻煩，但提出來一定有用，你給他一點壓力對他也是好的。
其實有很多很好的官員，當他們的公民意識蘇醒時，官員就會慢慢融入到整個公民世界，公民的天地中將展現他的風姿。如果沒有公民意識，他可能就會被老舊的官僚壓在底層。
在社會發展過程中，不能說點滴變革沒用。“士”就是讀書人嘛。士，上面十底下一，士者十一也，就是十分之一。這種人頂多十分之一，但十分之一對了，另外十分之九會跟著動。
四、修養是修“公德”，不是修脾氣
如果人家問我，你這個儒者這樣做是不是欠修養啊？我的看法是，修養不是修脾氣，是修“公德”。劊子手殺人不眨眼，他脾氣好得很，他都是用眼神交流。不要誤認為脾氣好就是有道德，要看他做的事，與公共事務是否有關係。君子不是不能生氣。
我在臺灣待過很多學校，碰到過一個不合理的事，而且他還搬出儒家的帽子壓我。他說：你是念儒學的，千萬不要生氣，儒學家都很有修養。我說，我雖非文王但是我知道“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”，所以該怒還是要怒，我就說我感到非常生氣，非常生氣！我講了十次非常生氣。在電話中，他跟我說，你可別來會場，我說謝謝你提醒，我本來忘了，我現在就到會場。我很堅持，只是現在少了一些魯莽氣。我後來又寫過一篇文章叫做《憤怒、發憤與奮發》，就是年少的憤怒沒有關係，要轉“憤怒”為“發憤”，然後由“發憤”變“奮發”。
年少時憤怒沒關係，但不要傷害自己，也不要傷害別人，要慢慢學習夫子所說的“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”。“溫良恭儉讓”並不是不守原則，孔老夫子非常守原則，周遊列國，他憑什麼？憑理念。孟子也是帶著一群人周遊列國，憑什麼？一樣憑著理念。有一個道德的理想王國在他心中浮現出來。現在要做，容易多了。我常常號召中國哲學界的年輕博士生要回溯到經典。當你在網上看到，哪個人胡說八道，你要有網路公民的意識，上網查一下，糾正它一下。
五、網路上公民意識也要提升
網路公民的公民意識也要提升，這個很重要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在臺灣清華大學任教，有個公共課面對全校學生，講授哲學概論。臺灣很多學校很早就開始有學生評價老師，有次學校通知我，有個學生對我有意見，說我沒發講義。我說發了啊。我發講義時他沒來。那年這個學生成績不好，就被淘汰掉了。他就上網胡說八道，還好，其他同學發揮了網路公民意識作用，上網說公道話。
網路公民意識非常重要，要不然假消息亂傳。最近網上有人說，孔子是韓國人，漢字也是韓國發明的。我有個韓國博士生，他覺得這個消息很荒謬，就上韓國大學的網站去找，沒有這個事。
在文化發展過程中，我們會出現一些被侵佔或被迫害的想法。然後產生族群凝聚感和排他感。會不會有這個可能？這可以檢討。
公民概念不違背儒家原來的家庭概念、人倫概念。儒家人倫概念原是由近及遠，從家庭擴散到社會。“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天下平”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但你們考慮過沒有，社會也可能變。能不能有一種儒學是：老人之老，以及吾之老；幼人之幼，以及吾之幼？有可能。你在深圳做事，父母親在北京，你半年才回去一次，你的父母親誰照顧，如果兩老年紀不算太大還可以相依為命，如果再大一點怎麼辦？
六、當代儒學實踐——臺灣志工
儒學人倫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方法？臺灣很多宗教慈善團體，已經開始儒學實踐，就是臺灣志工。什麼是老人之老以及吾之老？比如在深圳你參加了志工，你可能定期去一戶人家噓寒問暖，去跟某個老人聊天，這個人不是你父母親，是別人家的老人，你的父母親在北京，是另外的志工陪他們說話，甚至提供進一步幫助。我認為這是儒學發展的一種新形式。只要把人的真實跟關懷表現出來，把仁義之道，把“仁義禮智信”這五德表現出來就是儒學，把人置放在自然天地、血緣親情、文化教養中，讓人的行為得到規範，就是儒學。
當代儒學講的就是這些，在公民社會有更大的可能性。國學熱應該落葉生根，也一定會枝繁葉茂。儒學不是簡單恢復過來就好，或繼續大談三綱，三綱是上下長幼尊卑的絕對隸屬關係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，這樣的倫理不是以禮殺人嗎？肯定不可以，而是要父子有親、君臣有義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、群己有義（公義或公共的正義）。群己的公共正義從哪裡來？從公民意識中來，每個人都跟賣主索取發票，他能逃稅嗎？他不能逃稅，該繳的稅都繳了，你幫他做了功德，你也為自己做了功德，這是新的功德概念。
七、功德箱的捐款要共同簽名才能打開
臺灣人的公民意識現在已經發展得非常好。我到臺灣去看媽祖廟，過去要功德就是捐錢，這些錢最後都到哪裡去了？現在在臺灣，凡是很大的寺廟，人家把錢放進功德箱，多半已經形成了另外一種管理系統。比如打開這個功德箱得有三把鑰匙，由三個不同管道的人掌握，當他們共同打開後，經過計算要簽名蓋章，這就是公民意識的表現。
不要不好意思，必須清清楚楚，這很重要。二十多年來，臺灣很可貴的社會實踐之一就是培育了這些做法。臺北市各個捷運站（地鐵站）常常非常擁擠，但大家乘坐電梯時，手扶梯左邊一定會讓出來，趕時間的人可以一直往前走，沒人敢插隊，這就是公民意識。
光物質條件還不夠，公民意識很重要，單位裡有些地方不乾淨，有沒有要求工友打掃乾淨？在學校裡看到教室不乾淨，我們會要求學生幫忙處理乾淨。學生的基本教養一定要好，基本的禮儀禮貌要有，有“禮”的規範才有“義”的法則，才有“仁”的感動，才有“德”這個本性，才有“道”這個根源，“道、德、仁、義、禮”才能夠守得住，這樣才能成為守法的公民，這是我自己的體會。
八、“公民”跟“人倫”是兩個綜合體
公民意識需要實踐，而把儒學放到這個場域來說，就是公民儒學，現在實行公民儒學比以前容易多了。
比如《論語》說：“事父母幾諫。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”意思是說，侍奉父母，他們若有過失，要婉言勸告。話說清楚了，卻沒有被接納，仍然尊敬他們，不要違逆對抗，繼續操勞而不怨恨。現在變化很大，父母跟子女的關係平等多了，我的兒子只要是溫和地告訴我，“爸爸，我覺得抽煙還是比較不好的”，我在家裡就很少抽煙了。
孩子講這些話時很平易，家裡有家裡的“公民”，此外家裡還有“人倫”，注意“公民”跟“人倫”是個綜合體。作為家裡的公民，依照人倫的禮儀很恰當和氣地表達自己的意願，兒子、父母都好當多了，千萬不要誤認為下一代人那麼難管。這個說法是錯的，說明你自己還沒有恰當的轉變好角色。家庭是人倫跟公民結合在一起的綜合體，但“人倫”為重。
孩子慢慢長大後，要讓他知道一些道理。比如說祖父生病了，你想抽空回去看他。上個禮拜已經說了，這個禮拜一定要回來，再忙也一定要回去。這是一種非常可貴的、人跟人之間更內化的關係，這時的長輩要有威嚴，父道、父親、父情，這些東西才能夠真正把握住。孩子懂這個了，很好，出去做事他會清楚知道，其實社群裡仍有上下長幼尊卑的區別，每個地方還是有分寸的，公民意識以外，還有人倫之禮。
新時代的儒學，不是把舊的《弟子規》重新念一念就可以。《弟子規》有一些很好的東西，也有很多問題。奉母埋兒可以嗎？臥冰求鯉行嗎？二十四孝其實就是帝皇專制、父權高壓這種意識形態下的產物，是帝皇專制化的儒家內容，不是今天生活中的儒學，也不具有批判性的意義。
九、多數人之上一個“普遍之公”
儒家並不以“順服倫理”為主導，儒家是“服從道理”的。有人問孔老夫子：“與其媚于奧，甯媚於灶也。何謂也？”意思是，與其向比較尊貴的祭祀場所的奧神祈禱保佑，不如向並不尊貴但五祀之一的灶神祈禱保佑，但孔子的回答是：“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！”意思是：這話不對。如果犯了滔天大罪，向什麼神祈禱也沒用了！神明是不能買通的，“道”、“禮”，是人和人之間應該有的，你不能得罪“天”。
須知：我們的“天”就是“公”，公民社會的公。有益於公道人心者，有益於公共事務者，能滿足公共之利益者，則為是；違反公共利益者則為非，就這麼簡單。
有人說：老師，公是什麼意思？公就是普遍之義，理想之義啊，並不只是肯定多數人之義。多數人的意志，乃至幾乎全部人的意志都不能等同公共普遍的意志。
舉例說，所有人都同意少數服從多數才投票嗎，如果不同意，少數服從多數，那就不能投票？那就不是多數，是全數了。什麼叫多數？什麼叫全數？什麼叫普遍？10個研究生上課，很好，我們現在達成共同的協議：從今天起研究生就不用來上課了，老師也不用來教課，當然學費還是要交。他說老師分數怎麼打，或者說大家決議好了，分數第二位元數位是9，第一位數位根據學號第一個字，從90分到99分不等。請問這可以嗎？有同學說不可以，因為老師不同意。老師如果同意呢？還是不可以，因為學校不會同意。要是學校同意呢？還是不可以。為什麼？天公不能同意啊，你違反天理，學生讀書，老師和學生肯定要來上課的。要不然老師領薪水領獎金這怎麼可以？公不是一人之公，也不是多數人之公，公是多數人之上一個普遍之公。所以很多事不是投票就可以了事，必須要討論、議論，這個議論就是公共論述。
《孟子》說，“雖千萬人吾往矣”，“予豈好辯哉，予不得已也”。孟子不得不通過話語的辯論來跟人家討論。“亦有仁義而已矣，王，何必曰利”，這是公共論述，公共論述就要問，我們如何在現代的公民社會裡安身立命。跟以前小農經濟傳統社會以及家族倫理下的安身立命不太一樣，你的左鄰右舍不一定是你的親人。你離開家一段時間，敢不敢把鑰匙交給對方？如果敢，這個社區還算不錯。
我住在臺北老社區，孩子出去忘了帶鑰匙，我就把鑰匙交給對門的張媽媽，孩子回來會找張媽媽要。當然可能相反，你不敢交給親人，反而能夠信任鄰人，鄰居是公民之人倫，另有朋友之倫在裡面。所以光法律約束公民是不夠的，要以公民做基礎點，變成朋友有信，長幼有序，父子有親，夫婦有愛，君臣有義，或者公共跟個人之間有義，新的五倫觀一樣可以在這裡生長。
十、儒學生根不能離開生活世界
儒學現在看似大家都在講，但是儒學需要生根才能發揮實際作用，而生根不能離開生活世界。臺灣什麼時候開始這樣？我記得在郝柏村當臺灣“行政院院長”時，曾發起一個運動叫“不要讓嫦娥笑我們髒”，到1990年代末，我記得在中正紀念堂前，有一個非常大型的展演，結束了，很多人留下來，幫忙整理現場。當時我非常感動，大概不到10分鐘，很大一片廣場整理得乾乾淨淨，這就是公民意識的作用，幾次以後那種場合就不會有人把紙屑留下來。
當然一個社會再往前，也不能保證永遠那麼進步。有一次我開車在高速公路上走，前面有一輛非常漂亮的賓士車，居然有個人從裡面丟出個垃圾來，我非常生氣，很可惜那個時候手邊沒有相機。我當時真是很生氣，就念他的車牌號碼，我跟孩子說，把這個號碼記著，最好有一種咒語念三次它就熄火，車開不動。
怎麼樣發揮公民意識？隨時拍下來是辦法之一。臺灣現在有一個流行規則，手機也能照相了，碰到就照相舉報。
王陽明看到宦官劉瑾亂政，居然一群高官都不敢說話，當時有一個諫官戴銑曾專門向皇帝勸諫，但上書還沒到皇上那裡，就已經被劉瑾扣住了，而且還把他抓到監獄裡去。王陽明為什麼敢於出來挽救，就是憑著一股真正內在的善的動能，現在，就是社會的公民意識。我作為一個君子，能如此嗎，做公民能如此忍受嗎？王陽明付出了什麼代價？下放到貴州龍場驛（今天的修文縣，在貴陽北邊的山裡），沿途還被追殺，而他就在那裡悟了道，成為一代大思想家，並且還帶兵平宸濠之亂、平定山寇，影響到日本、韓國，他的學生朱舜水到日本，影響整個日本。日本近代改革跟陽明學有密切關係。
什麼叫大儒？包含了一個正義的觀念。孟子說，作為大丈夫要“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”。公民社會有沒有“正位”和“禮”？有，公民。有沒有“大道”可走？有，公民之道。有沒有“安宅”可居？就是公民社會啊。
作為時代的新儒者精神，“公民”兩字非常重要。實實在在可以做。在你的生活中，當你看到年輕小夥子，居然隨便把垃圾一扔，你完全可以過去說：年輕人，你不小心掉了東西，記得撿起噢。有禮貌地提醒他一下，社會就會慢慢變化。社會改革，需要“點滴工程”，而不是一下子就希望大幅變化，在發展過程中，點滴工程需要我們一步一步做起來，所謂儒學之生生之德（“生生”乃是實現人生價值追求、溝通“天”、“人”的基本動力和特性。被理學家普遍青睞，其原因就在於“生生”具有豐富的內在意蘊），期待在新時代大家作為新的公民，有新的發展，而在那樣的做法底下，有好的公民社會，有好的社群，我們就能與人為善、與人為美，就能生活在一個非常安適的場域裡，在天地裡我們可以悠遊自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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